场地污染防治的历史契机

中国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匪浅。出口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就意味着我们在发挥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优势；推行改革开放，就意味着我们在借用外来资本的活力推动现代化进程。作为硬币的另一面，在轰轰烈烈的全球化进程中，我国的资源环境受损严重，其原因是在我国向全球倾销廉价商品的同时，也隐含了向发达国家敞口供应资源和环境的事实。我国的这一战略性安排有其历史合理性，也已接近其终点。

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赖以驾驭全球的（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知识经济为基础，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经济逐渐失去动力。全球经济疲软，导致我国过剩的产能无法继续销往国外，向发达国家低价甚至免费提供资源环境的进程即将终止；另一方面，我国人民对环境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需求的此消彼长将促使我国生产要素转而面向国内市场，更多地满足本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求。这一转变是健康而有益的，也必将战胜路径依赖和利益藩篱，催生对资源环境更为友好的制度安排。从国际经验来看，环境议题得到广泛社会关注和支持的契机往往不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而是发生在经济降速转型的关口。

自成立以来，我国环境监管部门在“为民请命”和“代人受过”的两极之间不断游移、持续寻找自身定位。2005年出现的“环保风暴”也终究没能孕育我国环境监管的跨越式发展，这一发展结果存在偶然性，但更多反映了必然性。时移事异，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盘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而十八大以后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改革思路也已较为明晰，早已脱离了“办人以立威”的窠臼，而是以办人推动办事，事情不成、办人不息。综合来看，当前我国的环境监管发展已出现重大转机。

我国污染场地问题近年来各界人士多有讨论，立法不足、执法不严、融资不畅、条块矛盾、技术落后、公众参与不足等现实问题经常被提及，但对于究竟症结在哪里，常常语焉不详。笔者认为，当前继续将污染场地议题局限在政府、政府的延伸机构（事业单位、国企等）和污染企业之间已是死路一条，其症结在于最大的环境利益相关方——民众被长期排除在环境博弈之外。这一模式难以为继的原因有三：一是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在不清理利益输送渠道的前提下，单靠“大水漫灌”式的环境投资无益于根本解决场地污染问题，我国在若干大型环保投资项目上的失败就是明证；二是公众环境知情权缺失已经成为社会动荡的重要诱发因素，自2012年以来，在什邡、宁波、昆明、江门等地发生的环境群体事件的起因均为当地民众要求更多的环境知情权和参与权；三是中国场地污染问题已极端紧迫，无法坐等环保部门权力的缓慢扩大，必须有社会力量加入方能制衡。在此大背景下，全面开放污染信息已经成为打通污染场地环境管理任督二脉的唯一出路：

1.  只有全面开放污染信息，才能彻底改变“有利可图的抢着干，无利可图的瞄等看”的部门间内部竞争的局面。各利益相关方的工作成绩将有客观的评判标准，工作职责将能落在实处；

2.  只有全面开放污染信息，才能有可能实现土壤与水的协同管理、水量与水质的统一管理、地表水与地下水的联合管理；

3.  只有全面开放污染信息，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科研水平，促进自由市场竞争。只要打破现有严格的污染信息准入现状，科学家和企业家就能够发挥出巨大的能动性，大幅度提高我国环境管理的水平；

4.  只有全面开放污染信息，才有可能压缩权力寻租空间和利益输送渠道，才能为环保投资的高效使用创造条件。

信息是一种重要资源，而对信息的独占能够带来很多利益。长期以来，政府部门是我国最大的“污染信息资源中心”，而负责环境监管的官僚集团也在有意无意的维护这种信息垄断，这不但以公众知情权和健康风险为代价创造了大量权力寻租空间，还变相维护了污染行为的外部性，使环境污染成本迟迟无法内化为社会经济运行成本。在传统的强势官僚体系下，信息公开并无破题的可能。然而十八大以来的高压反腐已经使官僚集团人人自危，开始沦为事实上的弱者。这一巨大变量的出现已经明显分化了体制内的官僚集团，形成了污染信息公开的历史契机，如何把握这一契机，实现中国环境监管的跨越式发展，是落在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环保人肩上沉甸甸的责任。